CMF季度论坛（2024年第三季度）（总第66期）于9月21日举行。主题为：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下的中国宏观经济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于泽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。

　　CMF发布的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：

　　第一，在改革维度上，要进一步强化市场作用。报告认为，本轮改革过程中，很多问题来自于目前部分领域市场功能不足的问题。所以，未来亟需加快市场能力建设，尤其是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，特别强调民营企业在本轮转型中的位置。

　　第二，逆周期政策方面，要进一步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。于泽建议能够适当提前明年的年度政策。比如，一，可考虑提前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，进一步在财政上提升政策空间，进一步加大对“两新”的补贴力度。二，货币总量上，建议进一步降息降准，“降准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，因为随着目前贷款利率持续下行，金融行业尤其银行业净息差可以说达到历史极值。这样的情况下，由于我们面对的是新旧动能转换，所以银行资产端很容易出现暴雷，以目前净息差对冲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存在一定的隐忧。因此，我们亟需更多以负债端作为发力的助手”，于泽解释说。三，要强化扩消费，建议将一二线城市作为核心点，以家庭为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，“因为一二线家庭存在着大量母亲不上班，父亲在外上班的情况。如果以家庭模式，对于整个收入负担会进一步下降”。四，政策上需要进一步强化协调性。

　　第三、结构政策上进一步强化降成本，包括能源成本、物流成本，尤其以人工智能作为降成本的核心抓手。

　　第四，强化房地产政策，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。于泽说，面对未来的改善性住房，可以考虑进一步将二套房政策与首套房政策拉平，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改善性政策空间。要从目前以保项目为主体进一步强化“救主体”。于泽也强调“救主体”要用法治化等手段。“如果未来的转型没 有实现房地产本身的造血功能，这轮转型的压力实际会更大。因此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还可以酌情进一步加大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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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四光（记者 翟秀玲）09月22日,来源：环球网【环球网报道】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18日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，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以色列是事件幕后黑手，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，成立空壳公司，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。该媒体形容称，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“现代特洛伊木马”。当地时间18日，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图自美媒报道称，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，这些官员接受《纽约时报》的采访时要求保持匿名。《纽约时报》称，在黎巴嫩，以色列曾多次通过定点袭击暗杀黎真主党高级成员，这让黎真主党意识到，以色列显然是在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。黎真主党高层从而推动使用寻呼机。报道称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，寻呼机虽然功能有限，但可以在不泄露用户的位置或其他危险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通讯。《纽约时报》称，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。甚至在黎真主党高层决定扩大传呼机的使用范围之前，以色列就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，成立空壳公司，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。据三位了解此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，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的公司“BAC”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。据《纽约时报》等媒体此前报道，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寻呼机疑似来自台厂金阿波罗公司，金阿波罗公司18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，该公司与BAC公司建立长期的贴牌授权及区域代理合作关系，根据合作协议，该公司授权BAC公司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该公司品牌商标进行产品销售，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。《纽约时报》称，从表面上看，BAC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公司。但知情情报官员称，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制造的掩护之一。他们说，以色列至少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，以掩盖制造寻呼机人员的真实身份，那就是以色列特工。报道称，BAC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，为他们生产普通寻呼机。但其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黎真主党。据这三名情报人员说，这些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，电池掺有爆炸物。这种寻呼机2022年夏天开始少量进入黎巴嫩，但在黎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露情报后，这种寻呼机的生产量迅速增加。《纽约时报》称，在以色列，情报人员将寻呼机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按下的“按钮”。据媒体此前报道，当地时间17日，黎巴嫩全境多地几乎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，事件中死亡和受伤者多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，也包括一些平民，其中遇难者中有两名儿童。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事件中受伤。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分别发表声明，对此强烈谴责。真主党表示，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“负全部责任”，并誓言采取报复行动。当地时间18日，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，前一天在该国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，3000多人受伤，其中约400人伤势危重。延伸阅读牛弹琴：黎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 释放危险信号救护车运送爆炸事件伤者摩萨德果然够狠。虽然以色列拒绝公开承认，但全世界都认定，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，幕后黑手就是摩萨德。摩萨德秘密主导生产了这批真主党订购的寻呼机，摩萨德偷偷在每台寻呼机中放置了约3克的炸药，摩萨德又在同一时间突然引爆了这3000台寻呼机。最后的结果，9月17日，黎巴嫩各地3000台寻呼机突然响了，人们纷纷掏出寻呼机查看情况，寻呼机突然爆炸，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，很多人的眼睛、胳膊被严重炸伤。12人死亡，4000多人受伤，死伤者中，还包括多名可怜的儿童。图为爆炸的寻呼机和对讲机按照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，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·阿米尼，也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。这还没有完。9月18日，也就是第二天，就在真主党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，很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突然又发生爆炸，又造成20多人死亡，数百人受伤。这批寻呼机和对讲机，都是真主党在约5个月前购买。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寻呼机有点陌生了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寻呼机一度非常流行，它不能打电话，但可以查看和回复信息，很多人接到寻呼机信息，然后挤到电话亭去打电话。在中国，手机大规模出现后，寻呼机逐渐退出市场。但在黎巴嫩，情况不一样。因为手机可以被定位，以色列随后发起定点清除，真主党为谨慎起见，不久前还下令真主党成员及家属，尽量少使用手机，而使用寻呼机。这一批寻呼机，正是真主党的定制货。生产商是台湾金阿波罗公司，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，台湾厂商授权一欧洲工厂生产，哪知道实际是摩萨德在主导。一家欧洲公司贴牌生产台湾的寻呼机！听来很不符合常理。台湾厂商有没有猫腻，我们不知道。台湾金阿波罗公司回应但我们知道的是，毫无疑问，这是真主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。你想一想，有问题的数千台寻呼机，还有对讲机，真主党要员天天带在身边，居然不知道已经被摩萨德做了手脚；这批寻呼机、对讲机，里面还都秘密安置了烈性炸药，真主党依然毫无察觉。让人匪夷所思。但这就是现实。摩萨德的耐心和精细，让人不得不服。真主党的大意和颟顸，也让人叹为观止。但我总觉得，这一超限战的做法，更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什么才是安全的电子产品？真主党本以为，手机太危险，寻呼机较安全。哪知道，花钱购买的台湾产寻呼机，不仅被摩萨德掉包改装，实际更成了身边的定时炸弹。寻呼机是这样，对讲机是这样，手机呢？手机的锂电池更大，手机里的零部件也更多，手机可远程操控的可能性也自然更大。说实话，只要是电子设备，都存在类似风险。尤其是手机。手机，现在是很多人最亲密的伙伴。你手里最经常拿的，就是手机；即便睡觉，手机也可能就放在枕边。那会不会存在某一天，一个电话响起，你突然接电话，手机突然发生爆炸……别以为这都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，从黎巴嫩大规模寻呼机、对讲机爆炸，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事件发生后，“棱镜门”曝光者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就感叹，这“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”。他说，试想“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，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”。救护车运送伤者，当地街上满是持枪警戒的人员黎巴嫩的离奇爆炸，更传递了几个信息。1，情报工作，要胆大心细，但归根到底，还是靠科技。2，你眼中最安全的工具，往往是最危险的东西。3，不分差别的引爆，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？真主党马失前蹄遭受重创，摩萨德高超手段让人拍案，但又带来一个疑问。以色列早不做、晚不做，为什么偏偏现在突然引爆，到底意欲何为？可能性一，真主党要发现这个秘密了，摩萨德一不做二不休，在发现之前豪赌一把。可能性二，进一步刺激真主党，小打小闹不过瘾，要来就来一场大的，这样更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内斗，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。我看到，事件发生后，伊朗谴责，俄罗斯谴责，欧盟谴责，联合国也谴责。欧盟谴责很简单，这样的攻击，危及黎巴嫩安全与稳定，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，而且，“即便这些袭击似乎有针对性，但它们仍对平民造成了严重的附带伤害，在受害者中包括儿童”。联合国人权官员更是警告，这种以数千人为目标的攻击，不顾对方是平民还是武装成员，也不顾周遭环境，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，无论谁下令和实施这次攻击，“都必须被追究责任”。以色列怕这些谴责吗？但毫无疑问，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盒子。寻呼机也罢，对讲机也罢，手机也罢，电脑也罢，如果在产业链供应链中被不法机构渗透，那就面临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。真主党成员在贝鲁特的街道上使用对讲机 资料图软件有风险，硬件也有风险。摩萨德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，CIA就真不知道？CIA就真没参与？如果一个隐藏的敌人，根本也不在乎所谓道德，总是喜欢无差别攻击，那后果会怎样？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超限战。超限战，战到了我们都拥有的电子产品。而我们的生活，已经离不开这些产品。黎巴嫩寻呼机、对讲机大规模爆炸，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，这个世界，危险，真的无处不在！

李四光（记者 刘佑泰）09月22日,‍‍9月9日，来自荷兰的姐弟兰金金和沈达一起来杭州寻亲。23年前，他们被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收养。 前天，弟弟沈达的亲生父母在龙游找到并确认，杭州公安仅用4小时做出DNA鉴定结果。昨天，在上海浦东机场，沈达和亲生父母拥抱相认。 9月9日，姐弟俩来杭当天，“快找人”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，当天下午就给姐弟俩采集了DNA。 兰金金和沈达这一家和快报结缘23年。2001年12月14日，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，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，文件丢了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，杭州警方迅速找到出租车找回了包。11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一起来浙江收养中国孩子，其中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兰金金和沈达。都市快报早年报道截图 今年暑假，兰金金大学毕业，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，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寻亲。 9月12日有了新线索，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。快报记者分为两路，一路陪姐弟俩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了解当时情况，一路赶去龙游当地走访。这些年只要想到儿子心里就有个石头压着 前天下午，记者和两名志愿者赖小珍、徐建明赶到模环村，村委书记看到此前快报报道，跟志愿者反馈：“我们这边有个人很像。” 在村委门口，记者见到一对中年夫妻，女子抱着一个女婴，男子姓胡，54岁。 他说，在2000年-2003年，他和妻子曾在宁波打工，在2002年9月2日生下一个男孩，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。当时大儿子已经5岁，4岁时被诊断出严重听力障碍，治疗花了不少钱。当时他们刚出门打工，他在一家电动器具厂上班，受工伤右手中指断了一截。妻子在一家服装厂，收入都不高。怀孕后，妻子辞职回到老家，生完孩子后休息了一个月，带着孩子回到宁波，没有奶水只能喂孩子奶粉。因为经济拮据，夫妻俩经常吵架。胡大哥夫妇 “我那时脾气不好。”胡大哥说，一天夫妻俩再次吵架，“我当时太冲动了，觉得自己养不好孩子了。”他说自己把孩子抱了出去，从北仑区坐车到海曙区，放在中山广场。“孩子穿着他妈妈一件带帽子的毛线衣，很长，到他大腿下面，我还放了一罐奶粉一点现金。在边上一直等，等了两个多小时。” “我当时不知道，他回来才说把孩子放在公园了，我问他在哪里，让他把孩子还给我……”妻子在一边抹眼泪。胡大哥在回忆当时的情况 2003年，夫妻俩回到了龙游。这些年他经常看寻亲节目，努力工作挣钱，想着找到儿子时能尽量弥补。 胡大哥说，只要想到这件事，“心里就有个石头压着”。 他曾在2002年11月28日《宁波日报》上看到一篇报道，是说派出所发现一名男婴，他以为和自己儿子有关，就一直保存着，希望将来凭报上的信息找到儿子。 胡大哥抱着女孩抹泪4小时出结果：是亲生的！ 采集了胡大哥和妻子的DNA后，记者马上往杭州赶，前天傍晚把样本送到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寻亲工作室。 前晚8：42，经过西湖刑侦大队技术民警加班加点，比对结果出来了：胡大哥夫妇正是沈达的亲生父母！ 姐弟俩已经买好9月19日上午从上海出发的机票，得知结果，胡大哥夫妇当场决定，马上出发赶去上海。 航班起飞时间是上午10点15分，最迟上午8点30分办好登机手续。龙游模环乡到上海浦东机场400多公里，开车要6个多小时。 胡大哥和妻子连夜从龙游赶往上海，记者也从杭州连夜赶往上海，约定早上5点30分在机场见面。分别23年后在机场相认 “这是你的父亲，你的母亲。”在浦东机场出发厅，胡大哥夫妇和姐弟俩面对面相迎走来。 胡大哥和沈达在机场拥抱 妈妈一下抱住沈达，哭了，“儿子啊，妈妈好想你，一直等你……”她边哭边抚摸着儿子的头，爸爸抬头看着儿子，眼里充满内疚。 胡大哥夫妇抱着儿子 沈达听不懂中文，笑着用英语说：“我很高兴和你们见面。”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 胡大哥夫妇和沈达握着手 沈达又向亲生父母介绍姐姐金金，“我是他现在的姐姐”。金金也和弟弟的亲生父母一一拥抱，她为弟弟找到亲生父母高兴，一夜没睡。 爸爸给姐弟俩一人一个红包，记者告诉姐弟俩，这是中国传统，每年过年长辈都会给晚辈发压岁钱，寓意“岁岁平安”，姐弟俩高兴地接下了。 妈妈拎着一只24寸旅行箱，莲子、猕猴桃、月饼等，塞得满满当当。但有些不能带上飞机，托运的行李也会超重，大家蹲下来一起整理，还是有一大堆。 妈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莲子带走可以吗？”说完，她眼睛一红。 胡大哥妻子带着24寸行李箱 志棠白莲是龙游当地著名的特产，莲子也有吉祥祝福的寓意。“这是你妈妈的一份心意，你们收下，她能感到一些安慰。”姐弟俩听了记者的话，接过莲子。 “我们来付超重行李的费用。”爸爸胡大哥说。超重的行李托运费2000多元，他毫不犹豫去排队付款…… 沈达搂着妈妈的肩膀，妈妈笑着靠在儿子肩上，那是一个母亲满足的笑容。 沈达和亲生母亲合影 告别的时候到了。 金金拿出一块月饼，交给沈达，“你和爸爸妈妈分来吃，你们一起过一个中秋节吧”。 胡大哥夫妇和儿子一起吃月饼 沈达接过月饼，分成三块，一块给爸爸，一块给妈妈，一块给自己。三个人站在机场安检口前， 吃着月饼，过了一个特殊的中秋节 。橙柿互动·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编辑 成嘉怡视频 陈雪艳审核 毛迪 王晨郁

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，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。2023年1月，一次感冒后，原本患有肺炎、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，感到胸闷气短、呼吸困难，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。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，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，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。此后，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，每次住院15天左右，就被要求出院。起初，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，阿雅也争取过，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：“医保报销有规定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超支了，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，您就别让我为难了。”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，阿雅了解到，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，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/DIP医保支付改革。“原来，医院衡量病人，不只有医疗指标，还有医院考核、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。”“不成文的规定”2016年10月，因频繁咳嗽，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。医生说，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，被称作“不是癌症的癌症”，“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%，没有特效药，说白了就是拖时间。”2023年1月，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“断崖式”恶化。“到了医院，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%以下，正常人是95%以上，我还在傻傻排队呢，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，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。”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，医生找到阿雅，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，可以出院了。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，容易交叉感染。回家不到一个月，母亲病情再次恶化，“喘不上气，憋得慌”，血氧又掉到了70%，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。但这次，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“拒诊”。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“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，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，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，对彼此都不好。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。”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，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。15天后，医生以“二级医院条件更好”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。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，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，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。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。除了出入院手续、联系救护车、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，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。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，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，“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，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，救护车路上一颠簸，我就紧张。”每次转院，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，“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”。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，“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%，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？”可是没办法，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，她说得很直白：“医保报销有规定，您别难为我了。”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，这已经是“惯例”：“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，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”。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“惯例”。2020年，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，疼痛难忍。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，医生都以“未达到住院标准”拒绝收入院，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，做简单的止血、止痛、消炎处理。医生也说得很直接：“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，又不做大的治疗，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，整个科室都会受罚。”医保改了啥？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，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（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）/DIP（按病种分值付费）医保支付改革。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，后来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。2019年以来，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，要求2024年底，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，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，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。据他介绍，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，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。做了多少检查、治疗，医保就报多少，项目越多，医院收入越高。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，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，浪费医疗资源。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/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。简单一点讲，把诊断相似、治疗手段相似、费用相近的患者，划分成一个病组（种），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，类似于买卖中的“打包一口价”。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（种）里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。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，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。比如，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，采取手术切除治疗，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，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，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。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，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；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，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。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“大数据告诉我们，一个地区、同一类疾病、同一种治疗手段，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同样治疗阑尾炎，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，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，这就不合理，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，减少治疗随意性。”“DRG/DIP改革的根本目的，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、更精细，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，减少浪费。”崔斌解释道。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，“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”“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”，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，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。今年4月，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，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“医保额度到了”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、转院或自费住院，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。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，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。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，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，“收起同情心、共情力，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”，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，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。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，谁收的病人超支了，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。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，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，“整个科室的奖金，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。所以，谁收治了超标患者，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。”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，因为治疗费用超标，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。“刚入职前几个月，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，根本养不活自己。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，就不得不学会心硬。”多位医生表示，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，在手术操作少、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。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，“老年人基础疾病多，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、呼吸衰竭，需要综合治疗，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（比如手术）来决定的。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，报销额度很低，实际花销经常超标，只能医院承受亏损。”好在，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、奖金。事实上，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、医疗花销有要求，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、费用高，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。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，据她介绍，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，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、医嘱，要求医生说明原因。“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，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。拿我们呼吸科来说，病人肺部感染，需要做痰培养，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，查不出细菌。对危重病人，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，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。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，‘既然细菌阴性，为什么要用这个药？’”多重压力之下，“劝患者早日出院”“劝退慢重症患者”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。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、云南、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、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。据他观察，医保改革之后，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、“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”等现象。在他看来，这不完全是DRG/DIP的“锅”。“DRG/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，不是最高限额，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。原则上，有超支，自然也会有结余，总体上是能平衡的。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，不允许超支，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。”“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，有没有纳入合并症，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，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；更重要的是，DRG/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，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，而不是让医生算账。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，亏损是必然的。”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，医保部门、卫健部门和医院，要协同配合。临床要理解、运用好DRG/DIP系统，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。而现在，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“斗智斗勇”的磨合状态。比如，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，“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，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，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，那我们就会选后者，让医保回款更多，医院亏损更少。”又比如，与“劝超支病人转出院”相对的，医生夏夏透露，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，因此，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，对于花费少、想提前出院的病人，他们会马上劝住。不过从整体来看，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。今年6月，南京市医保局宣布，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.4亿元，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。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，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；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，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。但崔斌也承认，“DRG/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，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，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，更适合在康复中心、护理院住院，使用床日付费、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，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。”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阿雅、刘凰、飞飞、夏夏、果果均为化名）（央视）